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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票里的1500次别离(组图)


政通 2018-02-14 02:49 我要评论

 

1989年,谭珊英(前排中)80大寿时全家合影。[保存到相册]

1934年谭珊英和陈柏生在上海。[保存到相册]

1986年谭珊英在湘潭。[保存到相册]

  1500封家书和谭安利74岁的身体一样,在一点点衰老。

  一封封书信,曾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家庭的故事折叠封存,然后通过深达中国每一个乡村、集镇的邮政网络延展。然而现在,写在纸上的字迹正在变淡,承载它们的纸张也慢慢发黄、变脆。

  脆黄的纸张维持着谭安利的许多记忆。这个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,从7口之家开始生根发芽,直到变成现在百余人,枝桠伸到了长沙、北京、内蒙古,甚至美国。这个家族经历了百年沉浮。谭安利的母亲曾和陶铸假扮夫妻,保护地下党机关,也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两个亲生孩子。

  现在谭安利已经很少和孙辈讲起那些故事,“毕竟时代不同了”。

  经历过战火的父母早已去世,还在世的几个兄弟姐妹中,谭安利是最小的那个,也早就花白了头发。他努力保存这些家书,把它们一张张放进装过各种老年保健品的盒子里,塞进铁柜子的顶部,可就连写信这种方式,都在像谭安利的身体一样,一步步进入暮年。

  谭安利记得,小时候,信几乎是分散四处的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。后来,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装了电话,他仍然保持一个月写一封信的频率,“一些不太好说出口的话,都放进信里”。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次别离。如今微信的时代,家书正在变成一种稀有物品而被怀念。

 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,谭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书信集结在一起,就是一部家史,“由此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和家族,这些构成某个乡村、某个社区的历史,然后再扩大到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历史,再扩展,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。”

  “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,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”

  谭安利的家,几乎要被深圳的高楼大厦淹没了。

  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里。盘旋向上的楼道灰头土脸,曾经运转流畅的电梯连按钮都残缺不全。

  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里的一封封家书,它看起来和周围许多普通家庭没什么两样。

  从老家湖南茶陵到长沙、衡阳,谭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,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,“鞋子永远只有一双”,但这些信却大部分都保留下来。

  他11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寄宿,很少和母亲见面。“文革”中母亲被隔离审查,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,弟弟成人以后,就作为知青到了农村。一家人分开的时候,多于团圆的时候,四散在各处的家人,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。

  在学校的时候,谭安利每天都到传达室看一下,有没有自己的信。他是去传达室次数最多的一个,以至于半个多世纪过去后,他还能记得当时传达室的老头姓伍,“和善极了”。

  他曾想过要孙辈继续写家书,就像小时候母亲教他和弟弟写信那样。可是“现在孩子学习太忙了,日记都写不了”。

  网络取代了邮路,建立起家人之间的联系,甚至传递着比文字多得多的信息。谭安利每周都和几百公里外的女儿、外孙视频。可“都是在就事说事,很少谈心”。

  书信的衰落让谭安利担心。他想尽各种办法保存这些脆弱的纸张。在报纸上看到有博物馆收藏家书的消息时,他立刻就联系了捐赠。

  这个中国首家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,前身是一个从2005年就启动的项目。那时,张丁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,从广播里听说美国一个叫安德鲁·卡洛尔的历史学者,在全美范围内展开征集战时书信的活动。

  “在整个美国,写在战争时代的书信经常遭到损毁,随便乱放,被水或火毁掉,或者被人丢弃。这些信是第一手的、未经过滤的历史资料。它们是目击者的陈述,记录的不仅是战争的详细细节,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胶片不能替代的个人见解和观察。每一封信都代表我们民族自传的又一页。”卡洛尔曾经如此介绍这项活动。

  张丁因此准备在国内征集民间家书。学历史的张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家庭历史,“平民并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背景,也是在舞台前部活动的演员。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,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”。

  他把项目起名为“抢救民间家书”,决定发动一次“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”。

  1500封家书勾勒一个家

  抢救家书项目刚启动的时候,张丁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旁边的小区里,租了两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,办公室的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两人。但是从第一个月开始,几乎每天都有家书寄来,还有老人,带着家书乘火车过来,只希望能够为这些已经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书信,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。

  吴佩孚军队的小文书写的家书里,军阀不是脸谱化的恶霸,倒是有“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”。“文革”结束后北京郊区的一位小队会计,家书里藏着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。

 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,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。

  14岁离开家以后,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。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,她第一次见到陶铸。那时的陶铸“穿一身青布学生装,留着分头”。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“空荡荡的,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,别无他物”。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,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。早餐啃大饼馒头,中晚餐买一份盖浇饭充饥。

 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,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。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,是个女孩儿。那时,谭珊英正在“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”从事地下工作。

  上海的生活艰苦极了,谭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当铺,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。女儿出生后,她没有喂过一口奶,只买了一磅奶粉,就被第一任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。

  当陈柏生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时候,接收人给他一封铜板做车费,可是他心里想,我孩子都不要了,还要你的车费吗?头也不敢回,拔腿就往家走。